“事莫貴乎有驗，言莫棄乎無徵”出自東漢徐干《中論·貴驗》，意為事情沒有比有驗證更為寶貴，言論沒有比無證據更應拋棄。此語道出事實驗證的重要性，強調實證是判斷事理真偽的基礎，對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。
重實證、黜虛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理念。春秋時墨子提出以“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”“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”“發（廢）以為刑政，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”作為檢驗言論真偽標準的“三表法”，強調要重實證、尚實踐。無獨有偶，戰國時韓非子主張的“循名實而定是非，因參驗而審言辭”，東漢王充指出的“疾虛妄”“效之以事”，以及同為東漢的王符提出的“論士必定于志行，毀譽必參于效驗”，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，強調要以事實效驗作為判斷虛實、真偽的標尺。
實證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方法，也是從政者必備的基本功。從政者行事秉持實證，能盡力避免因個人主觀臆斷、片面經驗等導致的偏差和不良后果，確保決策、施政過程的科學性和實效性。北宋沈括凡事“必目睹其驗”，主持汴河疏浚工程，實地勘測汴河下游從開封到泗州淮河岸八百多里河段地勢，用“分層筑堰測量法”將兩地之間地勢高差精確到寸分，以精準的數據、可行的方案確保工程實效，從而惠澤百姓；明代徐光啟以“責實”為行事圭臬，崇尚實學，為救災救荒，在閩南推廣甘薯種植，證明種植甘薯水土不是決定性因素，打破“橘逾淮為枳”的傳統認知，并撰寫《甘薯疏》加以推廣。
道不虛談，學求實效。實證不僅關乎工作方法，更彰顯價值取向、政績觀。真正做到實證，要實事求是，尊重客觀規律，一切從實際出發。要將實證內化為自身的一種價值準則，貫穿于決策、執行的全過程。決策前，要深入調研，精準把握本地實際、所處階段、未來趨勢以及群眾訴求，做到因地制宜，切勿為個人政績搞“一刀切”、盲目跟風攀比。作決策時，要充分論證，積極運用數據、實驗和技術手段，廣泛聽取專家學者、行業從業者、廣大民眾意見建議，防止“拍腦袋”決策、“一言堂”定奪，確保每一項決策科學精準，符合客觀規律、時代大勢、當地實際和百姓意愿。決策實施后，要建立跟蹤評估反饋機制，量力而行，防止急躁冒進、層層加碼。實施結果以實際成效、群眾的滿意度作為檢驗標準。谷文昌初到東山，針對風沙這一百姓痛點，組建“沙荒調研隊”，踏遍全縣四百多座沙丘，繪制沙丘位置圖，成立試驗小組攻克木麻黃種植技術難題，歷經十余年，全縣累計造林8.2萬畝，400多座沙丘、3萬多畝荒沙灘全部綠化。正是這種時時、事事立足實際的實證精神，讓他帶領當地干部群眾在一百多公里海岸線上筑起“綠色長城”，贏得百姓敬仰和尊崇。
當前，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正在全黨深入開展，廣大黨員干部要以此為契機，干事創業堅持以調研開路，多到基層走走，多聽聽群眾心聲，多試點多論證，以“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情懷和擔當，創造經得起實踐、人民和歷史檢驗的實績。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）